在中国农村改革这个波澜壮阔的舞台上，统筹城乡发展注定是一出重头戏。
2002年11月，针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三农”问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这是党中央根据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主要矛盾，致力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破解“三农”难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从此，探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路，擂响了战鼓；强化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绘就了蓝图。短短十年间，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渐入佳境，亿万农民的生产生活与城里人渐行渐近。
纵向看：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三垄玉米一畦菜的泥脚杆子，如今已脱胎换骨成为家门口的产业工人；昔日“房前鸡笼屋后圈，蚊子苍蝇满屋转”的简易土坯房，如今已变成整齐划一的现代田园社区；昔日不受人待见的农村户口，如今已翻身成为城里人羡慕的“香饽饽”……
横向看：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国内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2011年，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以上，增幅再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八年实现较快增长；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速普遍超过东部地区，开始显现城乡区域收入差距缩小的态势……
十年城乡统筹，十年城乡跨越。从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从高歌猛进的跨越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个个村庄、一个个平常人家精彩嬗变的背后，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深入实施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战略的执著追求，矢志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在城乡二元分割矛盾交织的重围中拉开帷幕
这是一组矛盾的数字：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6∶1，1983年这个比例降到最低点1.82∶1，2003年，这个比例又扩大为3.23∶1。
这是一个矛盾的现实：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缔造的经济发展奇迹举世瞩目；另一方面，农业增效难、农民增收难、农村社会进步慢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区差距扩大趋势尚未扭转。
3.23∶1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和农民弱势的现实，进一步暴露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也向人们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条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亟待填平，一种阻碍工农共享发展成果的体制亟须消除。
正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所说：“虽然gdp的增长、财政的增加，大部分都不来自农业，但农业不稳固、农村不发展、农民过不好，其他都是沙滩上的高楼，缺乏坚实的根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让城市反哺农村，让世代躬耕陇亩的万千农民过上像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说，不仅是重大的经济命题，更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那么，破解这些矛盾，关键在哪里？突围的新路又在哪里？
“‘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突出表现在区别城乡居民身份的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在导致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的体制机制，根子在不易理清的农民财产权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说，不平衡和利益分配不合理，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局之中定方位，矛盾之中寻出路。如何在城乡二元分割的矛盾中突围考验着执政者的能力和智慧。
正是在全面分析国内国外形势和我国发展所处阶段的基础上，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要跳出城市看城市，跳出农村看农村”。
紧接着，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下，破解城乡二元体制配套政策相继出台。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全方位强化“三农”的核心地位；“直补”的实施、农业税的取消，大幅度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战略进程的启动，全面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健全，有力促进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时期。
可以说，经过十年的艰辛探索、不懈努力，统筹城乡发展之路，正从历史厚重的云烟中走来，由十年前务实的抉择中显现，自亿万父老的渴盼中诞生，在光明远景的憧憬中不断拓展。
一条清晰而铿锵的足迹，在十年城乡统筹发展的生动实践中渐次呈现
“有了‘穿衣进城’政策，我们在外面能挣钱，在村里也能有收入。大伙都感觉生活更有保障了!”在重庆市长寿区打工的农民李锦的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李锦所说的“穿衣进城”，其实就是让许多城市人羡慕不已的“最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这种改革彻底砸碎户籍枷锁，让全体农民“穿”着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等“衣服”出村入城，并且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社会保障。可以说，从“裸身出村”到“穿衣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是近十年城乡统筹发展实践的最大特点。
一直以来，传统的户籍制度，被认为是城乡二元体制桎梏的代称。在户籍符号上附加着的不同的社会福利和教育、医疗保障，让城乡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
为了彻底破除这一桎梏，全国各地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户籍制度改革，尤其是2008年以来，各地改革加速推进。
2009年，广东中山市开始探索外来工积分制入户政策，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政策。截至2011年7月，广东已有15.3万名农民工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实现了城市梦，这意味着户籍制度坚冰不仅在珠三角开始融化，而且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改革步伐。
2010年8月，重庆开始启动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并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民转户进城，不以放弃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为前提，农民转户不与土地挂钩，不与农村待遇挂钩，打消农民进城顾虑，推动农民有序融入城镇。截至2012年初，重庆农民转户人数已超过320万人。
2010年11月9日，四川成都市委、市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提出彻底破除城乡居民身份差异，推进户籍、居住一元化管理，充分保障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到2012年，实现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
这些地方在户籍制度改革上的试水，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藩篱为目标，有组织地向农民敞开胸怀，使农民能够没有顾虑地带着尊严进城的成功实践。
除了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保的并轨，也为农民撑起了一把遮风挡雨的保障“大伞”。
“城乡产业不一样，但收入要一样；城乡职业不一样，但社会保障要一样；居住环境不一样，但公共服务要一样。”在江苏昆山采访，昆山市农办副主任唐凤云关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给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年，昆山市的统筹城乡可以用“超前”来概括，不仅仅是理念超前，而且规划超前、行动超前。上世纪90年代，昆山就已开始统筹城乡的谋划。目前，昆山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全省最高，实现了全覆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保率在99%以上。
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探索中，浙江省也走在了前面。2009年该省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凡是年满60周岁、未享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离休、退休、退职待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城乡有户籍的老年人，按规定享受政府提供的基础养老金。截至2010年底，浙江省实现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共覆盖4706万人，覆盖率达91％。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新农保、城居保和城乡居保覆盖人群已达3.61亿人，社会保障向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不断推进。
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土地问题始终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纵深推进，改革的重点指向了农村产权制度。
2008年10月28日，成都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了综合性的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所为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项目提供专业服务。这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还权赋能”，实现农村资产资本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农民的财产权利。
继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成立后，北京、上海、江苏、武汉也都纷纷成立了大型农村产权交易所，一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使用权和收益权分离，产权自愿流转的改革在全国各地悄然进行。
用苏州市原市长阎立的话说，这是一场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份，带动人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的创新。它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让一样的土地，创造了不一样的财富；让一样的农民，变成了不一样的股民。
正是源于突破的胆魄，源于创新的智慧，十年间，我国的农村综合改革层层推进；十年间，我国的城乡统筹之路愈走愈清晰。
一幅壮丽而耀眼的画卷，在城乡居民共沐发展阳光的蓝图中徐徐展开
吴中区临湖镇的湖桥村，十年前曾是江苏苏州经济基础最薄弱、村庄布局最凌乱、基础设施最滞后的村之一。日前，当记者踏入这个村时，却不由自主地被震惊了：一幢幢欧式风格的“小洋楼”，错落有致地散落在浅山之麓，掩映于绿林之间，景观化的公共服务中心、卫生所、警务室、邮局等应有尽有。尤其是通往28个自然村主干道上的路灯，以及路边那些专职卫生保洁队，更是让记者眼前一亮，
这到底是农村，还是城市？居住的是农民，还是市民？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加快推进，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涌现出越来越多这样让人惊喜、让人振奋的地方。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却是最有说服力的。翻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资料，一个个节节攀升的数字，向我们展示了这十年来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十年，农民收入实现了新跨越。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02年增长1.8倍，年均实际增长8.1%，其中2010、2011年连续两年收入增速超过城镇。
这十年，农村环境迈上了新台阶。截至2011年底，农村改水累计受益人口达到89972万人，比2002年增长3.6%；2011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为69.2%，比2002年提高20.5个百分点。
这十年，农村社保开创了新局面。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8.32亿人，农民参合率为97.5%，补偿受益人次13.15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了5313.5万人和2662.6万个农户，比2007年制度建立之初分别增长53.9%和69.3%。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的愿望正在实现。
除了节节攀升的数字，一个个写满灿烂的笑脸、饱含时代温度的故事也向我们述说了农民朋友共沐发展阳光的幸福生活。
湖桥村村民李阿二告诉记者，活了大半辈子，只有现在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今年84岁的他除了能享受60岁以后每月600元的正常补贴之外，每月还能享受村里200元的额外补贴，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还能每月多拿500元。正是这些福利，让那些曾经跟着孩子把户口迁到城里的村民羡慕不已，这两年就有三百多人从外面迁了回来。
村庄秀美了，生活和美了，村民富裕了。沿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脉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新型城乡共融形态的雏形正在显现，一幅绚丽生动的城乡一体化画卷正铺展在亿万人民面前。
